议世厅：起火的世界 到底发生了什么（组图）

热映电影《小丑》的故事似乎正在与当下的世界逐渐重合，示威抗议正如星火般在全球许多国家形成燎原之势。香港、智利、黎巴嫩等地的一部分抗议者正在装扮成主角小丑的样子，其经历似乎也令他们产生了认同感：“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存在。但现在我确定了，人们也正在注意到。”长期被忽略、被边缘化，然后用激烈的手段去响应他们认为不公的社会，不满的民众发起的抗议浪潮正在席卷全球。

尽管抗议浪潮的直接诱因看起来形形色色、差异甚大，但相通的是，大多数抗议活动的目标都是政府。传统由上而下的权力体系正遭受越来越大的挑战，而对政府带来严重危机的抗议活动却常常由那些不起眼的政策调整所引发，这足见公民对政府积怨之深和信任之薄弱。

另外，尽管大规模、跨国发生的抗议，并非新现象，但自2008年金融海啸后，这种趋势正变得越来越强烈。2011年起的“阿拉伯之春”曾被视为是对缺乏民主制度的反抗，但现在可以看到，无论是威权政制还是民主政制，都无法幸免于公民抗议，而在民主社会下存在的时间通常更持久。在一些地方，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如此之低，以至于抗议带上了无政府主义色彩，将其变成了由下自上的社会革命。

智利的骚乱十分严重，导致几十人死亡。（AFP）

人民为何走上街头

完全不同的驱动因素推动了不同的抗议活动，在同一场抗议中不同群体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仍然可将大多数的抗议归结为以下三个基本原因。

首先，如在加泰隆尼亚，抗议的政治因素体现的非常明显，直接要求从西班牙独立。在苏丹等地，独裁政府对民众的屠杀，以及其他的暴力活动也导致了抗议规模的扩大，而操纵选举、违宪延长任期等政治行为，也可能成为抗议的起因。

其次，由经济民生因素引发的抗议则更加普遍。这一定程度上是金融海啸的后遗症，过去十多年来，经济疲软、高失业率、工资成长停滞，是许多国家的共同问题。在此基础上，政府采取财政紧缩政策，上调税率或减少公共支出，进一步激怒公民，也迫使他们积极采取行动，向政府响应。2018年以来，世界经济成长进一步趋疲，贸易战肆虐，政府不得不更加节俭和压缩公共支出，而这给许多承受较大生活压力的中产阶级和底层增添了更多的不满。

在法国、香港、智利这些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地区，经济不平等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少数菁英把持着经济体系，使得政府越来越依赖它们并成为了菁英阶层特权的维护者，对普罗大众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大大降低，因此逐渐走向了公民抗议的对立方。尤其是香港反修例风波，从表象上来看是政治因素酿成，但从根源上来说，是长年未能解决的经济民生问题所致。香港自港英殖民时期就实行官商共治，并在回归中国大陆后继续不加审视地沿袭了这样一套畸形治理体系，造成了高房价、阶层流动性萎缩和极端贫富分化等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现在，在对新自由主义后果的反抗中，没有前途的青年，不断产生的穷人和受挤压的中产阶级联合起来，酿成骚乱。

最后是政府腐败问题。以腐败为主要形式的政府治理不善，也降低了它的威信。诚然，腐败并不必然带来抗议，但如果在经济形势不乐观、普通民众日益生存困难的情况下，腐败极可能激化矛盾，加重公民对政府的广泛反感。海地、塞尔维亚、印度尼西亚、黎巴嫩等地的抗议，就与腐败密不可分。

法国的抗议行动连续发生，已经持续很长时间。（Reuters）

抗议行动在全球频发

全球化的发展，使人们更加了解其他国家或地区公民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便于彼此对照，并学习如何在政府面前争取权利，这使得公民越来越期望政府应该更有效地对人民负责。这过程在非民主国家或地区发生，也在民主国家或地区内上演。因此，示威抗议之所以能席卷全球，一部分原因是公民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并愿意为实现自己的要求而动员起来。

通讯技术的变革，对公民抗议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著的。从“黄背心”运动到香港的抗议，社交媒体令愤怒人群能更快地聚集，并分享信息和组织活动，使得抗议人数的数字远远超出了过去的规模，并常常能够产生跨国影响。但是，另一方面，组织过程的简易，也导致许多抗议活动鲜有凝聚力、缺乏统一的领导者、明确协调的要求和议程以及务实可行的战略，容易失控和极端化。

不平等的加剧，造成两极对立，政府的政策与安排越来越无法和平、公正、有效地处理问题和抗议。经济需求困扰着人民，却又无法解决，因为他们越来越被排除在制定经济决策的政治进程之外。此外，他们也被直接从这些决定中受益的菁英阶层所排斥。抗议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情况的回应。抗议者通常拒绝政府和菁英的现有制度安排，而要求颠覆性的改变，对立双方难以达成妥协，也让抗议活动成为不断频发和具有持续破坏力的一种过程。

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民粹主义正在升高，而对政府和其他既有机构的信任却在不断下降。这给人带来的心理后果是，对未来感到怀疑甚至恐惧，面对现实有脆弱感，乃至产生无能为力和脱节的感觉，这些负面情绪和感受，正是此起彼伏的全球抗议浪潮的温床。

信任赤字危机亟待化解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曾于10月份在纽约总部表示，尽管在各地引发抗议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都反映出公民与政治阶层之间所缔结的“社会契约正在受到越发严重的威胁”。尽管“社会契约”说法仍待商榷，但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信任赤字，确实是当前危机的共同点。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由于政府现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本身的弊病和不足，既难以响应民众要求，又日益造成经济不平等和腐败等社会问题，加剧民众对现状和未来的焦虑，导致其逐渐失去人民的信任。由此产生的信任赤字，促使公民透过抗议这种由下自上的形式，来进行政治参与。

对于各地政府来说，仅仅平息异议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透过沟通和结构性改革来重建和公民之间的信任。各个国家政府必须采取行动，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并满足公民对经济民生和公平正义不断提高的需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任赤字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