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近12万 河南垫底

【财新网】（记者 黄子懿）除西藏外，中国30个省份陆续公布了一部分2016年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工资上，北京以近12万元的平均工资排名第一，河南则以不足5万元垫底。

全国仅有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等少数省份，工资水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崛起现象明显，无论是城镇非私营单位还是私营单位，西部地区平均工资水平已超过中部、东北，东部地区依然最高。

同时，在公布了完整数据的省份，城镇非私营法人单位的工资增速都要高过私营法人单位。

统计中的城镇非私营法人单位，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商投资经济等单位；私营法人单位，指在内资法人单位中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营利性经济组织，主要包括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私营合伙企业和私营独资企业。统计仅针对单位就业人员，个体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在范围内。

每逢社会平均工资公布，网络必有一片“被平均了”的感叹。专家建议，公布各地区平均工资的中位数、高位数、低位数等更多数据。

你是否被平均了？

从已公布的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看来，北京平均工资最高，以119928元名列全国第一，其后为天津（86305元）、浙江（73326元）、广东（72326元）、江苏（71574元）。河南则以49506元排名垫底。上海仅公布了全社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78045元。北京的全社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92477元，也位居第一。

2016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7569元，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42833元，名义增速分别为8.9%与8.2%。

按照这一标准，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上，仅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江苏少数省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梳理2014年-2016年数据可发现，北京一直排名榜首，河南则一直排名榜尾。北京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河南的2.4倍左右。

2014年，北京的非私营单位工资首次超越十万，达102268元。北京市统计局曾回应《新京报》称，这和北京的经济结构特点相关：“高薪酬”行业更多、有“总部经济”等资源优势。

原人社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表示，平均工资一般能够反映地区的平均收入水平，但不能反映同一地区内部各类劳动者之间的工资水平及其差距，为此可考虑将各地区平均工资的中位数、高位数、低位数等数据一起公布。

“这样能更全面反映各地区工资水平状况，使人们既知道本地区平均工资状况，又能看到自己的工资水平大体处于何种位置。”苏海南说，“否则的话，又有很多人会说自己被‘平均’了，拖了当地工资水平的后腿。”

西部工资高于中部与东北

从地域分布上看，东部平均工资额度与增速均位居首位，其后分别是西部、中部、东北地区。西部成为年平均工资数额、增速仅次于东部的地区。

2016年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方面，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为77013元、62453元、55299元和54872元，名义增长率依次为9.1%、9.0%、8.8%和7.5%。最高和最低区域的平均工资之比为1.40，比上年扩大0.01。

尾随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广东、江苏第一序列的是，就是西部的青海、贵州、宁夏、重庆、四川等省份。

私营单位平均工资情况类似，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为47347元、39047元、35000元和33184元，名义增长率分别为9.0%、7.0%、6.8%和3.1%。最高和最低区域的平均工资之比为1.43，比上年扩大0.08。

如何看待西部崛起？“这说明国家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平衡发展的方略在西部地区已经开始显现作用。”苏海南说，以贵州为例，近年来通过大数据、信息化的建设，工资增速与经济增速都有所提高。

数据显示，贵州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增速达到11%，位列全国第二。“四川、重庆也加快步伐，获得较大力度的政策支持，引入东部地区甚至海外的产业转移与战略投资。当地人均薪酬水平有了较大提升。”苏海南说。

“现在就是中部一些省市与东北地区，确实还没有跟上。”苏海南认为，地区之间的经济与工资增速不平衡是永恒的，但应控制在合理的差距范围内。

私营与非私营之差

从工资水平看，城镇非私营单位与私营单位存在一定差距。30个省份中，有20个省份公布了完整的城镇非私营、私营单位平均工资。无一例外，非私营单位均高于私营单位。

全国整体情况看，2016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42833元，相当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的63.4%，二者差距明显。从增长幅度看，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比上年增长8.2%，低于城镇非私营单位0.7个百分点，但比上年1.3个百分点的差距有所缩小。

苏海南表示，非私营单位与私营单位的差距一直存在，前几年有缩小的趋势，但近两年又有所扩大。“主要在于体制内外当前所拥有的资源、市场竞争地位、劳动生产率的差异。非私营单位受国家支援力度相对大，资本的有机构成高。”

不过他表示，目前公布的数据还不能反映非私营与私营的内部差异与不平衡，建议公布更多的统计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