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代上海人眼中的巡捕花样：“罗宋阿大”“印度阿三”“安南巡捕”

若干年前随东航首航代表团去印度，在机场，一位年轻的海关人员看着我的护照，笑咪咪地说：“ShangHai？”我回答说：“Yes！”（我的英语水平，也就是停留在“Yes”和“No”上）。接着，他微笑着补充了一句，这一句我可听不懂了，只得问一边的翻译。翻译告诉我，他说，他的爷爷也曾经在上海呆过。他指了指门外一位高大威武的保安模样的人说，他的爷爷在上海是干这个的。他的话使我马上联想起旧上海的“印度巡捕”来。“巡捕”就是我们现在概念中的“警察”，巡逻在马路上的巡捕类似现在的交通警。

在印度的马德里、孟买、泰姬陵等处，在大宾馆、公司的门口，我都能看到头缠红、黄、绿等颜色包头布的锡克族警卫、岗哨，跟我童年所看到的形象大致相同，不过色彩比童年印象中的更为鲜艳。

老明信片上的印度巡捕

在上海，“印度巡捕”留在我幼小脑海中的名字叫“红头阿三”，印象中他们个个身材高大，满脸的虬须，凶神恶煞的样子，吓人倒怪，头顶裹着鲜红色或紫色的包头布，我从没见到他们中的哪一位笑过。从大人们的议论中我们小孩子只知道他们是“坏人”，专门欺侮老百姓，尤其是街头那些摆小摊的小贩，黄包车夫等，常遭到他们手中挥舞的警棒驱赶。五十年代初，我上幼儿园、小学了，街上的“红头阿三”不见了，却在许多工厂的大门口看到他们，后来听大人们说，许多“红头阿三”回印度去了，还有不少选择留了下来，那些私人工厂老板、资本家就雇佣他们当警卫，守大门。

五十年代初，我跟父母一起住过大杨浦的“穷街”定海路上，那条路上有一家“华光啤酒厂”，几位看大门的就是解放前留下来的“红头阿三”，在定海路附近还有一家叫“蜜蜂绒线厂”的，看门的也是残留下来的“红头阿三”。我们在厂门口“打弹子”“刮‘红毛人’”（一种类似香烟纸壳的纸片，上面印有各种各样的古典人物或花鸟之类），玩腻了，要回家了，我们总是要朝着“红头阿三”大吼一声：“阿三，老鹰来喽！”等他们猛回头，挥着拳头吓唬我们的时候，一群小孩子便轰然四散，拖着脏兮兮的身子回家去。

贺友直画笔下的印度巡捕

旧上海的十里洋场上，曾经同时有过四个主要国藉的警察：俄罗斯人、中国人、印度人、越南人。在上海，俄罗斯人被称为“罗宋阿大”、印度人被称为“红头阿三”、越南人被称为“安南巡捕”。

“罗宋阿大”以身材高、力气大著称，常被酒吧老板雇佣为警卫，常常坐在大门的高凳子上，用以对付那些因酒醉而闹事的烂水兵们。三、四十年代“酒吧一条街”上的多家咖啡店就雇佣“罗宋阿大”，他们大多是沙俄时代的退役军人。

中国巡捕因人多势众被老百姓排行老二。印度巡捕排行在三，故有上海人也因为他们是“老三”，并称之为“阿三”。据史料记载：租界里最早启用的巡捕是欧洲人，后来因工资开销大，从1870年起雇佣华捕，1884年起，开始从英殖民地“进口”印度巡捕，而且一定要印度锡克族人，在印度，锡克族人以尚武著称，军队的兵员、警卫等多出于此族。

安南巡捕因人长得矮小且人数少被排在最后，有人戏说，安南巡捕因长得像广东人而上海生意人中多有广东商人，声誉尚不错，故没有给安南巡捕取绰号。

在上海南京路上维持秩序的印度巡捕

还有一种说法，印度巡捕常在长官面前双脚一并，大喝一声：“Yes，I say！”由于不懂上海话，开口便是“I say”的，上海人听上去像是说“阿三，阿三”。我比较倾向于第二种，上海人喜欢用老板来吓人，特别是在洋行工作过的人更怕老板，怕降级降薪，怕被炒尤鱼，排行老三的印度巡捕的老板是英国人，他们不怕“罗宋阿大”，也不怕中国人，只怕英国人，因为英国人是他们的老板。

印度巡捕被称为“红头阿三”的，多数是裹红头布的是巡逻在街上的。而印度雇员在机关内部做杂务的，则被称为是“绿头阿三”，因为他们多数人的头上是裹绿布的，在上海的“外国牢监”内做勤务的大都头缠绿包布，上海人则叫他们是“绿头阿三”。

旧上海最早的外国牢监在英国外白渡桥的领事馆旁边，后来一度迁到厦门路贵州路口，早期“外国牢监”前面有一块空地，那里的居民每到傍晚纳凉，都欢喜到那块空地上去，叫“到外国牢监乘风凉去！”

笔者80年代住在那里，常听邻里们说起外国牢监里“绿头阿三”的轶事。所谓“外国牢监”是专门关外国犯人的，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在英租界、法租界，外国人犯法，中国人是无权判他们罪而入狱的，只有外国法庭说了算，这也是在旧时代丧失国家主权的一个标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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