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历史）究竟是谁，试爆了第一颗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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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曾于二战期间研制核武器，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不过，其中的种种细节还有许多谜团尚待解开。为此，德国历史学家卡尔施和记者彼得曼经过数年潜心研究，于２００５年在德国推出《希特勒的“原子弹”》一书,不仅解析了德国战时核计划的来龙去脉，还根据解密的历史资料得出了一系列颇具颠覆性的结论。

那么，德国在二战前究竟是否研制出了核武器？第一个试爆核武器的国家究竟是美国还是德国？如果德国真的拥有了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为何没有在二战结束前批量生产出来，以扭转战局呢？本期军史解密，李涵为您讲述：究竟是谁，试爆了第一颗核弹？

１９３８年圣诞节前夕，奥托·哈恩教授在德国柏林达勒姆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完成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实验，他用中子轰击第９２号元素铀，结果惊异地发现，铀原子核在此过程中发生了“破碎”，成为不再是铀的两部分，这就是原子裂变现象。随后，人们意识到，在原子裂变过程中蕴藏着惊人的破坏力。

　　１９３９年１月６日，奥托·哈恩将其系列实验结果发表，立刻在物理学界引起了轰动。３个月后，汉堡大学教授保罗·哈特克上书第三帝国军事部，提出关于开发核爆炸物的可行性问题，他说：“第一个利用这种核爆炸物的国家，将拥有其他国家无法超越的优势。”

　　就军方而言，核裂变蕴含的重要性可谓非同一般，首先被推到前台的是主持德国陆军武器装备和军需品研发与制造的机构-陆军军械局。此时，担任陆军军械局研究处处长的是物理学家埃里希·舒曼。

１９３９年６月中旬，舒曼的上级卡尔·贝克尔将军召集了一次会议。贝克尔此前阅读过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的一篇论文，文中做出了如下假设：“体积为１立方米的铀金属氧化物内部所聚集的能量，足以将体积为１立方千米-总重量为１０万吨的水抬升至２．７万米的高度。”

这正是贝克尔感兴趣的。他指示舒曼等人，立即着手集结一个核物理研究团队，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征兵。没过几天，埃里希·巴格就接到了军械局派发的征兵令。这位年轻人是理论物理学巨匠维尔纳·海森堡的助手，刚获得博士学位，他被要求向舒曼报到。

 纳粹在建的核试验室

德国人选择的研究途径，有别于日后美国人和苏联人所走的道路。有关“铀项目”的研究工作，是通过分属１９个不同机构的上百名科学家展开的。同位素分离和反应堆建造是最初的两项任务，它们被置于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关键课题名下，其研究成果引导“铀项目”朝着两个不同方向发展：建造生产能源的设备和制造核炸弹所需的原材料。

纳粹德国陆军、海军和空军也各有部署，三军分别拥有技术资源，在任务分配方面也明显涉及核物理学领域。军方研究小组定位明确，与一般的学术研究完全不发生横向联系。德国军方的期望是：开发出新型爆炸物和小型核反应堆。

那么，党卫队拥有独立的核物理研究小组吗？最初当然是没有的。后来，在野心的驱使下，纳粹党卫队也迈入了核物理研究行列。党卫队是仰仗其至高无上的特权而介入该领域的，他们想在社会各个阶层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知识分子被招募加入这个组织并被赋予“特殊使命”，在产业界、军界和科技界扮演着重要角色。

由此可见，与美苏两国的情形存在明显差异，在纳粹德国，没有形成集中于某个特定区域的大规模综合性核计划，形形色色的研究小组像撒胡椒面一样散落在全国各处。这种局面给科学家之间的交流造成了困难，但对保密而言却益处多多。

　　德国历史学家卡尔施和记者彼得曼披露，二战最后阶段的1944年10月-1945年3月，纳粹德国在北方波罗的海沿岸岛屿和中东部图林根地区，竟先后进行过三次核武器试爆，科学家们使用相对简易的方法成功触发了核反应。卡尔施和彼得曼通过研究分析二战时和战后已公开资料、查阅近年解密的相关档案、对依然在世的几位当年事件目击者和亲历者采访，以及邀请专业人士到“疑似”遗址现场进行物理勘测和化学检测，最后在通过上述资料综合的基础上，就这个数十年来始终为一层神秘面纱所遮盖的焦点问题提出了个人见解。

关于1944年10月在德国北方波罗的海沿岸的吕根岛-或邻近某个小岛的“炸弹”测试问题，有一些目击者的采访证词和观测机驾驶员的审讯记录作为研究素材。同时，一位意大利老人的证词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他就是前意大利军事记者路易吉·罗梅尔萨，或许他是当时尚在人世的德国秘密核武器试验的惟一见证者。

罗梅尔萨1944年时担任意大利《晚邮报》战地通讯员，在接受彼得曼采访时，这位老者言之凿凿地表示曾亲临“北方测试”现场，目睹了核爆炸对波罗的海吕根岛造成的毁灭性后果。用罗梅尔萨的话说，这次“现场观摩”任务是墨索里尼在1944年10月1日亲自向他布置并出具“推荐信”的，因为意大利领袖感到，有必要派个人去，对德国已拥有“可以将伦敦夷为平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华丽宣传辞藻”进行验证，于是罗梅尔萨便在1944年10月12日早晨被邀请到北方某个小岛现场观看“炸弹”试爆。

战后，罗梅尔萨将自己所见到的场景重复了多次，20世纪50年代还接受过几家杂志采访。可是那些倾听过他绘声绘色描述的人，大部分都持怀疑态度，尽管如此，罗梅尔萨始终坚称，他所目睹的就是一次被称为“裂解炸弹”的爆炸物测试！因为当时还没有“原子弹”这个称谓。

关于所谓“北方测试”描述的另一份资料，是美国陆军航空兵第9航空队军事情报处情报官对德国空军军官鲁道夫·岑塞尔的讯问记录，时间是战争结束不久的1945年8月19日。这份标题为《原子弹与德国人：调查、研究、开发和实际使用》的讯问记录，是关于德国“核武器测试”的更具重要价值的文献。岑塞尔向美国人交代了1944年10月间一次观测飞行的始末，并用生动语言描述了他所见到的“蘑菇云景观”，其中关于爆炸后出现的“极强光亮斑点、压力波、色彩不断变幻的蘑菇云和强烈电波干扰”等，与原子爆炸物测试后生成的典型环境相吻合。

应该引起人注意的是“岑塞尔讯问记录”的完成日期，是1945年8月19日。而公认的第一个将原子弹爆炸过程公开报道的人是《纽约时报》记者威廉·劳伦斯，但他的文章见诸报端的时间已经是近一个月后的1945年9月9日了。

　　经过数年调查考证，德国历史学家卡尔施和记者彼得曼认为，纳粹德国投降前两个月，在图林根地区的奥尔德鲁夫进行了两次核武器测试，时间分别是1945年3月3日晚和3月12日左右。其中第一次测试取得了一定成效，而第二次则因爆炸当量太小，没有留下什么记录。在图林根地区测试的这两件核武器，比同年7月16日美国新墨西哥沙漠上试爆的原子弹，在时间上要提前好几个月。

1945年初春时节，纳粹德国俨然像一个“被夹在钳子里的胡桃”。英美盟军已跨过德国西部天然屏障莱茵河，苏联红军则在广阔战线上穿越波兰国土，饮马柏林以东的奥德河畔。鉴于战场不断向德国腹地压缩，“铀项目”重要机构和人员逐步从大城市疏散转移到相对偏僻的小城镇。格拉赫命令迪布纳撤离戈托夫，陆军研究小组科学家携带贵重原材料、实验设备和技术档案前往施塔特伊尔姆再安置。在动荡不定的迁徙过程中，德国研究人员坚持工作，其成果很可能就包括日后在奥尔德鲁夫引爆的被认为是“原子弹”的武器。

　　就纳粹德国研制核武器的过程而言，1945年3月3日的“图林根测试”应该具有指标性意义，除了希姆莱前军事副官格罗特曼在2002年接受采访时证实此事外，还有两名当年事件目击者克莱尔·维尔纳和海因茨·瓦克斯穆特的口述和证言。

 2005年，坐落于测试发生地不远处瓦森堡城堡的女主人克莱尔·维尔纳在回忆60年前那个晚间的场景时称：当时看见“一道极为炫目、辉煌耀眼的闪光，将周围景物照得如同白昼”。在她的记忆里，“烟柱迅速膨胀，很快就变得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爆炸发生的瞬间，甚至可以“通过窗户射进来的光线”来阅读报纸。

　　海因茨·瓦克斯穆特本来是集中营里的犯人，后来被派到测试场充当劳工。战后，东德国家安全部特工对他进行了讯问，据他陈述，爆炸发生后的第二天，他被分派的任务是负责清理和焚烧试验受害者的尸体。按瓦克斯穆特的说法，这些死者应该是被关押在奥尔德鲁夫集中营的战俘或囚犯。另据一位名叫伯恩哈德·劳贝尔的波兰医生于1946年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称，战时被关押在奥尔德鲁夫集中营的囚犯，包括匈牙利和波兰的犹太人、南斯拉夫人、希腊人、苏联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此外还有部分苏军战俘。可以认为，“图林根测试”的执行者将这些人驱赶到试爆现场，目的是确定核爆炸对人体伤害的程度。因此，奥尔德鲁夫的遇难者也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批核武器受害者。

　　关于“图林根测试”，另一份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是苏军总参侦察总局的内部报告，其中有对爆炸效果的描述和爆炸物结构的推断。原件现存莫斯科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在俄罗斯学者列昂·里亚别夫所编《苏联的原子计划，1938～1945》中有对其内容的引述。

　　事件发生若干年后被整理成文字的目击者证词，尽管在一些细节方面难免存在记忆模糊和可能误读，但重要的是陈述中心要点是真实可信的。“格外炫目耀眼的闪光”符合核武器试验的指标性特征，发生在1945年3月奥尔德鲁夫的“图林根测试”，应该是一次具有“放射性效果”的爆炸过程，其间除了为数众多的战俘、集中营囚犯沦为试验牺牲品外，还有部分担任警戒任务的纳粹党卫队士兵死于非命，某些观测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在这一点上，作为事件目击者的克莱尔·维尔纳和海因茨·瓦克斯穆特的陈述，与苏军总参侦察总局1945年3月报告存在相当程度的吻合。另外，在苏联核物理学家弗廖罗夫致苏联核科学技术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库尔恰托夫的信函中也提供了某些依据。

今天的图林根地区 

当时德国科学家的理论成果也波及到第三帝国统治阶层，测试行动在元首大本营触动了“原子弹部署在即”这根神经，超常兴奋情绪在希特勒核心小圈子内部充斥泛滥，直至最后时刻，纳粹领导人对“原子弹”始终存在着一种近乎病态的期盼心理。希特勒虽然对原子弹到底是什么，缺乏物理学意义上的理解，但是却对将最新“超级炸弹”与火箭结合所形成的打击威力有所认识，自1944年中期以来，他不止一次发出过关于这方面的“神秘暗示”；希姆莱在1945年坦言，希望寄托于“将会产生令人无法想象效果”的“超级炸弹”，在听到“图林根测试”消息后，他的反应简直陷入了兴奋的癫狂；军备部长施佩尔1945年1月不但说过“我们只要再坚持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将会赢得战争”这样的话，而且对核爆炸物开发抱有乐观主义态度，称“火柴盒大小的一件原子爆炸物能够毁掉整个纽约”。

二战行将落幕之际，德国人在波罗的海和图林根究竟试爆了什么性质的“炸弹”呢？就有关所谓“原子弹”的理论问题，德国人应已具有相当程度的认知，这一点从海森堡关于反应堆和“原子弹”的理论表述、冯·魏茨泽克与豪特曼斯关于钚的研究成就中都可以得到证实。

当年图林根测试的目击者就有关原子武器测试的实际描述获得专业人士认同后，被测试对象究竟是个“什么属性的东西”应该可以得到确证了。虽然许多相关档案仍处于封存状态，并且时隔几十年后也很难再聆听当事科学家的原始描述，不过根据已掌握文献及其他途径所集结的资料，通过“排除法”多少还是可以就“图林根测试”的性质问题做出如下选择性解释：那就是-“反应堆炸弹”；核裂变炸弹；“脏弹”；原子空心装药爆炸物。

根据德国军方爆炸物理学家的想法来对这颗炸弹的属性进行设定，可以将其称为“原子空心装药结构”。卡尔施和彼得曼认为，“图林根测试”中被引爆“核弹”的爆炸当量非常小，仅在方圆500米的范围内可形成毁灭性的杀伤力，其原因就是德国当时缺乏足够的核材料。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估计当时德国科学家采用了空心装药设计结构。尽管这种炸弹填充的铀要比后来的核弹少得多，但这个测试装置的设计是用于核裂变和核聚变反应的，就性质而言，应该属于“核武器”范畴。

关于纳粹德国为什么没有造出原子弹，有其他研究者认为：从1942年起，德国似乎已经放弃整个原子弹计划，而改为研究制造一个能提供能源的原子核反应堆。主要原因是因为1942年6月，海森堡向军备部长斯佩尔报告说，铀计划因为技术原因在短时间内难以产出任何实际的结果，在战争期间造出原子弹是不大可能的。这个计划在被高层放任了近2年后，终于在1944年又为希姆莱所注意到。他下令大力拨款，推动原子弹计划的前进，并建了几个新的铀工厂。计划确实有所进展，不过到了那时，全德国的工业早已被盟军的轰炸破坏得体无完肤，难以进一步支撑下去。而且为时未免太晚，不久德国就投降了。

本文摘编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希特勒的“原子弹”》一书

原作者：赖纳•卡尔施、海科•彼得曼，翻译：闻立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