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的经不起推敲！揭开陈桥兵变被掩盖的真相

HISTORY

众所周知，大宋王朝的建立，源自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作为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件大事，千百年来人们对它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而在无数与之相关的话题中，最具争议的莫过于宋太祖在兵变时究竟是被逼无奈赶鸭子上架，还是预谋已久后顺理成章莅祚九五。

在宋朝历史的记载中，陈桥兵变是一场没有预谋、不流血的兵变，赵匡胤在兵变前是毫不知情，是被将士拥立的。但近些年来很多学者发现，陈桥兵变大有疑点，赵匡胤并不是如史书中记载的那样毫不知情，这是一场预谋已久的抢班夺权的兵变，而且非常成功，几乎称得上兵不血刃，市不易肆。

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一，久无战事的边境忽然传来了辽国大举进犯的消息，原来是北汉联合辽国，趁着世宗柴荣新丧的时候想要灭掉后周。

接替柴荣即位的是年仅七岁的恭帝，垂帘听政的符太后毫无主见，只好问计于宰相范质，范质思来想去只有朝内赵匡胤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料赵匡胤却托言兵少将寡，不能出战。范质只得委赵匡胤最高军权，升任殿前都点检统帅全国兵马。

初二点兵，初三出发，大军行进到一个叫陈桥的驿站，安营扎寨，一晚相安无事。第二天一早，大军哗变，兵将们拥到了帅府的寝帐门口。异口同声地向里面高声大叫：“诸将无主，愿册太尉为天子！”并冲进屋里来，把一件黄袍，强行套在了赵匡胤的身上。然后大军开拔，辽军也不打了，就此返回京城。一路畅行无阻，守卫都城的石守信听闻赵匡胤返京，居然直接打开城门接应。

难道就没有人举兵反抗吗？有一个，他是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但还没有等他召集军队，就被身旁军校王彦升杀死。此时朝廷早朝未散，得知消息，百官推举宰相范质、王溥面见赵匡胤。这二人见到赵匡胤首先是痛哭流涕，悔恨仓促派兵，然后二人抹抹眼泪跪地山呼万岁。

赵匡胤安排二人回宫，一方面安抚百官，另一方面安排禅让事宜。禅让仪式复杂，但二人却在极短的时间内安排妥当，并派礼官前来迎请赵匡胤，赵匡胤刚走到大殿的台基上，众朝臣一见，立刻集体下跪，齐呼万岁。

初三发兵，初四兵变回京，初五后周就变成大宋了，一切发生得太快，无数的疑点证明，陈桥兵变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政变。

这场兵变有以下几处疑点，让人怀疑。

大家还记得赵匡胤为什么率大军出征吗？史书对这件事是这样描述的：“七年春，北汉结契丹入寇，命出师御之。”

这是最初出兵的理由，等到政变发生之后，大宋朝已经建立，又说：“镇州郭崇报：契丹与北汉军皆退。”这是《宋史?太祖本纪》的说法。这里的“七年”，指的是后周显德七年。仅仅四天，辽国大军便撤退了，是畏惧赵匡胤的能力吗？显然不是。

尽管宋人都盛传契丹在正月初一大举入寇，但是《辽史?穆宗本纪》，还有这一时期与后周接境的辽国州郡长官与将军们的传记，都没有记载这个事实。

就是说，这一年年初，契丹根本就没有出兵攻打后周的事实，甚至连这样的意图都没有。非常明显，这是为了给赵匡胤发动兵变，故意制造出来的虚假军事情报。

在这场兵变中，除了赵匡胤的嫡系赵匡义和赵普之外，有几位大臣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先来看两位宰相的表演。

范质、王溥在收到兵变的消息后第一时间便被百官推举去见赵匡胤，两人刚一进门，赵匡胤就对着他们难堪地说：“我受世宗厚恩，现在被将士所逼，到了如此的境地，真是无地自容，愧对世宗皇帝！”说罢，放声大哭起来。范质只说了一句话：“仓促遣兵，是我等的失误哇！”接下去，王溥首先跪拜，范质跟着跪拜，两人合唱了一首“万岁”歌。然后回宫，安排禅代事宜。

这两位宰相深受先帝恩宠，面对要夺取后周江山的赵匡胤，没有大义凛然的质问赵匡胤，只是假惺惺地说了几句后悔的话，便去安排禅让的事情了。从这两人的反应来看，他两人即便不是同谋，也是知情者。

还有一位大臣很重要，翰林学士陶谷。禅代仪式由当时的朝廷最高礼官——宣徽南院史昝居润主持。仪式将要开始时，大家忽然发现，少了一样重要的东西，没有准备禅位诏书。大家正在担心，翰林学士陶谷得意地从袖管里掏出了私下里代替八岁的小皇帝写好了的禅位诏书。宰相宣读，赵匡胤接诏。这是文臣的表现。

有人认为文臣手中无兵，形势所迫，不得不屈服，武将必然不同。但在这场兵变中手握重兵的可不止赵匡胤一人。符彦卿是后周摄政的太后符氏的父亲，不仅是太尉，还兼着中书令、节度使，麾下天雄军，手握重兵，还是后周封的魏王，地位尊贵无比。

还有张永德，他虽然不是柴荣的至亲，但却是后周太祖郭威的驸马，身上还有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依然是宰相级干部，并担任着忠武军节度使，手上同样握有兵权。这二人听到赵匡胤当了皇帝，他不仅没有感到意外，而且马上上表称“万岁”，表达拥戴的忠心。

尽管赵匡胤在周太祖、世宗两朝表现得十分忠心（他不忠心也不可能成为禁军最高统帅），登基之后他又一再表示自己当皇帝是迫于形势、自己的皇位受之有愧，而且史书上也都如此记载。但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赵匡胤的“司马昭之心”尽管隐藏得很深，但却仍然被至少三个人察觉到了。

首先怀疑赵匡胤的，是后周大臣杨徽之，他曾“言于世宗，以为上有人望，不宜典禁兵”（《续资治通鉴长编》）。

紧接着，周臣郑起也曾对宰相范质说过同样的话。但是，周世宗也好、范质也好都没有记在心上。值得注意的是，赵匡胤登基后，便将二人贬往边远州县，且史籍上并未记录贬谪的原因。此外，韩通的儿子韩微也劝父亲要及早防范赵匡胤，但韩通同样未能听从，结果父子都在兵变后不久被杀。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应该能够下结论了：尽管“陈桥兵变”的整个过程十分完美，赵匡胤和手下诸将的表现也很到位，史籍上对此也是尽力美化，但这些都掩盖不了兵变其实就是赵匡胤集团进行的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改朝换代之举。

但为了减轻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江山的道德负罪感，为了减小舆论压力，为了安抚诸臣以便顺利接手后周江山，赵匡胤不得不、也只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迫于无奈的被动上位者。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陈桥兵变”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但历史的决定并没有错：它选择了赵匡胤、选择了宋朝，使古代中国有幸迎来了一个空前发达的文治时代，为饱受五代战火荼毒的百姓营造了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给中国经济文化的进步打牢了根基。

同时，这场兵变虽然也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却成为罕见的没有流血的改朝换代。即便是最大的失意者，后周的柴氏皇族不仅保全了性命，更得到了相当的优待，这无疑成为中国古代政治走向理性的开始，为两宋三百年的繁荣奠定了开明、和谐、宽容的政治基调，其对于历史的积极影响是怎么形容也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