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女大学生的火车票丢了，把铁路局告上法庭，法院判决赢来赞许

中国是几千年血统、宗族观念构建的典型人情社会，很多人遇到矛盾纠纷第一反应是找关系，万不得已才寻求法律，但其实每个公民都形成正确的法制观念很重要，因为懂法的人火车票丢了都不用补！

大家都知道火车进出和行驶途中都要检查火车票，如果丢了的话，《铁路旅客运输规程》规定：旅客丢失车票应另行购票，在列车上应自丢失站起(不能判明时从列车始发站起)补收票价，核收手续费。

也就是说火车票没了只能全额补办，不少人面对这样的情况，一般会自认倒霉去补票，可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女生陈某衣不一样，哪不一样？她是补了票，但她也把昆明铁路局告上了法庭。

事情发生在2015年7月30日，当时准备去支教的她坐上了21点56分开的K739次、从杭州发往昆明的列车，因为是第一次去支教，她很兴奋，但进站之后乐极生悲——火车票不见了！

陈某衣很慌张，乘务员虽然让她上了车再找找，不过上了车依然没有找到，而一张火车票价格是487.5元，补办加上手续费是492.5元，陈某衣身上根本没有这么多钱，该这么办？

她想到火车票实行实名制，火车票丢了，但身份证和她之前拍的火车票照片，以及12306购票成功短信，都能证明她是买了车票的，铁路部门也能核查得到她购票的信息，于是找到列车长想通融一下。

列车长却表示规定就是规定，不能通融，陈某衣万般不情愿也只能补票，不过到站后她又想到是不是可以用刚刚提到的那些证据，从而退还补票款？于是到昆明铁路局退票窗口协调退票事宜。

但退票退款这件事也是有相关规定的，旅客只有在列车停止检票前20分钟办理挂失补票手续，或者在火车上丢失车票、补票后又找到原票，才能凭客运记录退还扣除手续费后补票的价款。

陈某衣不是检票前丢失的，是进站后丢失又没有找回来，所以不能够退钱，也就是说她这一趟出门花了近1000元，其中有大半是冤枉钱，很多人会说：“这不都怪自己没看好票，人按规章办事有啥不对？”

还真不对，首先根据《合同法》（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编：合同）规定：自承运人向旅客出具客票时，客运合同成立。也就是说在旅客获得车票的时候，意味着旅客和铁路部门之间就签订了一个客运合同，双方之间的行为和利益受到监督和维护，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也就成了合同双方应当遵守的内容。

不过《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出台时间是1997年，当时还没有实名购票制度，车票是唯一可以证明铁路部门和旅客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物品，旅客一旦丢失车票确实就无法查明该乘客有无购票，也不能认定铁路部门和该旅客之间属于合同双方，铁路部门有将旅客送往目的地的义务。

当时使用的《合同法》也规定：旅客应当持有效客票乘运，无票乘运的应当补交票款，承运人可以按照规定加收票款。旅客不交付票款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这时候要求旅客全额补票存在必要性和合理性，所以当时掉车票只能自认倒霉进行全额补票上车，别无他法。

但2012年铁路部门购票制实行实名制，这意味着从旅客购买车票起，铁路部门就会留存旅客的所有信息，此信息根据其身份证皆能够查明，车票不再是旅客和铁路部门存在合同关系的唯一凭证，旅客车票遗失并不完全代表旅客没有购买车票，这时候仍然一刀切以之前的规章制度要求旅客全额补票，不仅让实名制购票成为摆设，还违反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也就是说合同必须是平等，不应该是一方被迫、勉强、不得不遵守其内容。

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铁路局一刀切的全额补票类似霸王条款行为，并没有尊重诚实购票上车旅客的意志，也剥夺了旅客的权利。

于是陈某衣委托同校光华法学院大三学生秦某砺，作为她的公民代理人，走法律途径维权，他们的诉求很简单：1.退还487.5元；2.5元手续费由于陈某衣确实存在主观过错，陈某以不进行主张。

杭州铁路法院于9月18日受理了该起案件，最终陈某衣接受了庭前调解，因为昆明铁路局在经过核实后确认陈某衣确实购买了车票，车票没有退改签也未被他人使用，所以退还了那487.5元，双方各自负担了25元案件受理费。

这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大事，它让大家能看到了“知法懂法”的重要性，鼓励每一个人在遇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以理性而有效的方式获得正义。

这件事甚至还推动了铁路部门在这方面的改革，现在每个人都可以用身份证进出站了，车票不再是必选项，而是可选项；另外202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新增了一条规定，即：

实名制客运合同的旅客丢失客票的，可以请求承运人挂失补办，承运人不得再次收取票款和其他不合理费用。

可见，知法懂法的公民也会反过来推动法律往更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