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男童骑小黄车身亡案初交锋 ofo公司坚称无责

【财新网】（记者 葛明宁 实习记者 黄毅）今年3月，一名11岁上海男童骑ofo小黄车上路逆行，遭遇车祸死亡。男童的父母将ofo公司告上法庭，并连带起诉涉事司机及客车租赁公司，要求各项赔偿860余万元，其中包括精神损害赔偿金750万元。9月8日，该案在上海市静安区法院举行庭前会议，原被告双方交换了证据。

男童父母一方与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下称ofo公司）一方均试图用证据说明ofo共享单车在这起交通事故中的责任。在法庭上，原告的代理律师坚称小黄车的机械锁存在缺陷、在公共场所对未满12周岁的儿童造成普遍的危险；被告延聘的律师则称小黄车质量没有问题，因而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原告提交的证据包括代理律师自己梳理的新闻资料，其中涉及共享单车的十余起儿童交通事故，以及志愿者对ofo共享单车上锁情况所作的调查。调查的结论是，上海地区小黄车未上锁的比例与上锁而未将密码打乱的比例之和达22.9%。此次庭前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法庭宣布将择期正式开庭。

财新记者曾就此案询问多位法律专家的意见。有专家表示，共享单车在公共场所大量出现，为社会增大了事故发生的风险，因此，法院可以类比机动车无过错仍可承担不超过10%赔偿义务的法律条文作出判决；也有专家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原告：ofo公司以缺陷产品换市场

男童父母向法院提出的第一项请求，是判令ofo公司收回所有单车上的机械锁，换成更为安全的智能锁。

被告律师反驳道，这项诉讼请求不属于法院受理的范围。

这起事故缘起于孩子们的嬉戏。根据警方对死者小张（化名）的一名小伙伴所作的询问笔录，3月26日下午，小张与另外三名儿童一起，在弄堂附近找到四辆挂着机械锁而密码没有被打乱的ofo共享单车，这些车的机械锁可以直接用手按开。孩子们于是骑着车上路了。

警方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显示，当天13时37分，小张骑ofo共享单车，以18公里/小时的速度，沿上海天潼路南侧由东向西逆向行驶至事发路口，与涉事大客车相撞。该男孩倒地并从该大客车前侧进入车底遭受挤压、碾压，后抢救无效死亡。警方认定，在机动车道上逆行的小张对事故负主要责任，客车司机负次要责任。

男孩父母聘请的律师张黔林举出一份北京市青少年法律研究中心于2014年发布的研究报告，说明交通事故是11-13岁儿童意外伤害的第二大原因，仅次于溺水。

在法庭上，除了前述新闻资料、志愿者调查结论及研究报告以外，张黔林举出前述儿童的询问笔录及男童父亲的笔录作为证据。

张黔林认为，两份笔录说明的是：小张当天下午先在自家经营的商店内玩耍，后与他的朋友们一起，在离弄堂100米至200米处，找到了无需扫码即可上路的四辆小黄车。张黔林说，这说明小张的父母并不是对儿子不闻不问。

张黔林表示，综合媒体对ofo高管的采访报道、ofo公司在“今日头条”上打出的广告（“小黄车已经占领上海，大人小孩都在骑，好时尚”）以及ofo公司今年以来持续增大对各个城市的车辆投放，可以说明ofo公司高管明白，他们的产品存在“不扫码就能骑”的设计缺陷。张黔林认为，ofo公司默许了缺陷的存在，并且计划通过这个缺陷获得更多的用户。

对此，ofo公司的代理律师欧阳继华当庭表示，警方对男童父亲作的笔录恰恰说明，这对父母没有尽到看管子女的义务。事发当天是一个周末，从男童离开商店、到交通事故的发生，期间经历了37分钟。男童的父亲却没法说清自己的儿子是跟着谁离开的、他出门去干了什么。

被告：对12周岁以下儿童已尽义务

在法庭上，ofo公司出具涉事自行车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这辆车之前几日的使用记录、自行车采购合同、对车锁的质量检验报告等，意图证明涉事单车的不存在任何功能上的问题。

ofo公司提出的证据还包括，共享单车使用流程图、与扫码顾客签订的协议书，以及ofo公司微信公号推送的两篇文章截图。ofo公司试图证明，未满12周岁的儿童不能扫码打开小黄车的机械锁；对于未满12周岁不能骑车上路，ofo公司也尽到了提醒义务。

欧阳继华说，用户使用共享单车必须通过扫码等流程，未获许可取得车辆是侵权行为。侵权一方没有权利对被侵权一方主张权利。

欧阳继华还表示，小张骑行的车速是18公里/小时，超过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的限速；视频资料显示，小张在机动车道上逆行、经过机动车道时没有下车推行，都可说明其法律意识淡薄。另外，警方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也没有提到ofo公司需负责任。

张黔林回应称，ofo公司手机软件上的相关提示语，是在这起事故发生以后才出现的。他不能确认协议书中关于用户年龄的条款此前是否存在。

张黔林还对采购合同上价格一栏被遮挡表达了不满。他认为，ofo公司购入自行车的价格与其使用机械锁之间有所关联。对此，欧阳继华回应， ofo公司的购车价格是商业机密。

75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何来？

本案件引发舆论关注的原因之一在于，男童父母对ofo公司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金700万元，对涉事司机及相应的保险公司要求精神损害赔偿50万元，合计750万元。

这一要求远超当地惯例。1999年，上海市高级法院曾印发《几类民事案件的处理意见》（下称《意见》），其中提出，精神损害赔偿一般不超过5万元（上海人均GDP的二倍），且不考虑外国人与本国人、法人与自然人、获利与未获利情况。

《意见》进一步解释，“因为精神损害赔偿虽有对精神利益进行补偿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一种加罚措施，受害人的其他损失可以通过经济赔偿弥补，加害人的获利也可以通过制裁方式收缴，侵权人和受害人的特殊身份不应成为确定赔偿额的因素。当然如果加害行为特别恶劣，受害人的损害程度特别严重或者社会影响特别大，需要提高赔偿额的话，也可以适当提高，但为谨慎和统一起见，判决前须报高院民庭复核。”

除了ofo公司一方的律师坚称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同为被告的平安保险上海分公司一方表示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太高，不能接受。目前，平安保险拒绝以商业保险赔付这笔精神损害赔偿金。

除了共计75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原告另外提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等赔偿共计123万余元，要求ofo公司承担50%，客车司机、客车租赁公司以其交强险与其他商业保险承担40%。

庭前会议结束后，张黔林对财新记者表示，希望通过这一案件，推动5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上限”有所提高。

今年7月底，ofo公司公开表示，事故发生后，公司高度重视，目前上海区域的ofo小黄已经基本上安装了智能锁；今年10月底之前，全国范围内的小黄车也都将全部装上智能锁。■